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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与火的洗礼

北京工商大学离休干部 张凤彩

 

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回忆起战时往事,深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这是不可磨灭的历史。那时我虽然年轻,尚在农村上小学,所知不多,但仍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到了那场战争的长期、艰苦和卓绝。我想把日本侵华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揭露出来,使人民不忘历史、不忘国耻,更要奋发图强,爱国家、爱人民、爱和平。

193777,日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向我驻扎在北京南苑的第29军展开进攻(注:原文为“向我驻扎在北京南苑的29路军赵登禹军长和27路军宋哲元部队进攻”,经查,宋哲元为29军军长,赵登禹为2937109旅长,卢沟桥事变后,赵任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飞机扫射、大炮轰炸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赶赴南苑负责北平防务的赵登禹师长牺牲。当时我的父亲在宋哲元大刀队,他们队伍就驻扎在南苑地区。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士兵们趴在汽车底下或墙根处,有的被炸死、炸伤,有的被埋在土里,父亲几次从土里爬出来,和鬼子厮杀。经过几天的战斗,部队伤亡严重,一个连的兵力只剩下很少人。据父亲说,他一股气杀死了几个日本兵,才冲出日军包围圈,但队伍被打散,最后找不到部队,他在九月份回到了家乡。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实施“三光政策”,武装占领了我国的大中城镇,中国沦为日本铁蹄统治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注:有说,日统区是殖民地,国统区为半殖民地,也有说,中国只是半殖民地,不确定)。在日本帝国主义“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殖民主义策略下,日本势力向我国的各个县城逐步渗透。日军残酷镇压下,广大人民成为奴隶,失去一切自由权利,大片土地成为战场。广大农村,是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在这里建立抗日政权,发展武装力量,进行反扫荡斗争,经常打击和消灭日军和汉奸。

1939年,日本组织各城镇的士兵、汉奸对农村地区进行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制造惨案。那年秋天,日军在天快亮时包围了我们村庄,又是放枪又是喊叫,把跑出去的人都赶了回去。他们在村里到处窜,看到男人又打又抓,看到女人又追又赶,抓住强奸,最后把村里人集中在几个地方,分别严刑拷打。我们全家人听到敌人喊叫,知道跑不出去,都躲在家里。我和姐姐拉着牲口在磨房磨面时,来了两个日本兵,他们向在院里的我的母亲喊话。母亲听不清,只说“是”、“啥”。这两个日本兵后来进屋去,看到姥姥也没说什么,这时我的两个小姨从屋内出来,被他们看到,给推到屋里强奸了。后来说要开会,这俩日本兵就走了。这时我和姐姐赶紧把牲口牵到牲口棚里,想藏在那里,又怕鬼子再回来,就随着大家去了会场。好多人都坐在那里,我们也坐在墙根下。不一会儿,日本鬼子押着两个刚被打过血淋淋的人过来。一个汉奸问:你说谁是共产党?哪个是八路军?连问了几声,被打的人不说话,就被带走了。过会儿又有一个人浑身滴着水被带了过来。问这人“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是妇救会的?”,连问了几遍,那人都说“我不知道”。汉奸说,“你不好好交代,回去就别想活了”,然后推着那人走了。后来听到号声,鬼子就撤了,大家也赶紧回家了。

后来听说,这次鬼子扫荡,有100多名汉奸参与,这样的会场就有七八处。村东头的那处是把青壮年集中起来进行严刑拷打,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八路,不承认就打,灌凉水,压杠子,用火烧,很多人被打得走不了路。其中,我的三个侄子都被灌凉水、压杠子,一个侄子被火烧坏了腿,好久不能走路。另外一处在村南头,他们把女同志集中在一个房间,脱掉衣服强奸、轮奸,听说有人当场就不能走路了。这次扫荡抓走青壮年20多人,抢走的东西装了10多辆大车。之后,我每天都守着洞口睡觉,一有敌情,就马上钻到洞里,防止被敌人堵住审问打死。

1940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和几个同学、房东正在洞口睡觉,听到了枪声,就都往外跑。跑到村口堤坡时,碰到被鬼子赶回来的人,他们说鬼子进村了,出不去了,让我们赶快回去。我们几个马上折返,钻回洞里。不一会儿又进来一拨人,说是县委组织部的,两个勤务员在洞口守着。听到外面有动静,说是鬼子进屋了,叫大家不要动。就这样,我们在洞里呆了一天。下午五六点钟,外面的人说鬼子走了,叫我们快出来,我们才爬出去,慢慢走回家。刚到家,我姐就告诉我说,村里的张继宗听见鬼子进村,就爬到猪窝的墙上,被鬼子从墙上拉下来用刺刀给杀死了,还说,谢步云被鬼子从桌子底下的洞里拉出来用刺枪挑死了。后来,我才知道日本这次扫荡共杀死5人打伤2人抓走5人,抢走东西几车,临走时还把一户人家的房子烧了。幸好一个小队的队员没被敌人发现,否则整个村都要遭大殃的。

1940年春天,鬼子晚上进村扫荡时,和我们的地下工作者相遇,区委书记杨志昌的肩膀被刺刀挑伤,其他同志把鬼子赶跑后将杨志昌同志送到我家医治。父亲在村里找了个土大夫,当时没有药,就用盐水消毒,用做活的针线缝合。杨志昌同志和父亲住在一起,白天由母亲和姐姐做饭烧水,区小队的卫生员有时来家里看看。他伤情恢复一些时,又遇到了鬼子进村扫荡。当时正好麦子出穗半人高,我们全家掩护着他一起躲进麦子地里,待鬼子走后,一同安全回到家中。杨志昌同志身体恢复后,就回去工作了。

那时,我家实际上就是县区干部活动基地,他们吃喝住都在我们家。母亲和姐姐给他们做纯精米面饼子窝窝头,我们全家人吃糟糠团子糊口。

同年秋天,日军在博野县白塔村扫荡时,被我方打胜仗杀死了几个日本兵,遂组织大规模兵力进村报复。他们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打就杀,让青壮年排成队用机枪扫射、用刺刀挑死,将小孩用力劈成两半扔火堆里烧死……一时间,死尸满地,血流成河,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制造了这场有名的白塔村惨案,100多户人家无一家幸免。

194151,日军对冀中平原展开疯狂的、大规模的、拉网式的大扫荡,各村老百姓天天被追赶得东躲西藏。有的在亲戚家躲着,有的被抓去修路建岗楼,三里一楼,五里一据点,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岗楼林立,汽车乱跑。广大的农村抗日根据地被日军占领,维持会成立,专为日伪军服务。大部分抗日组织被摧毁,县区干部、党员同志及农村干部、党组织全部隐蔽或转移到别处,地方武装部队有的撤走,有的分散隐蔽转入地下。这时日军非常猖狂,不分白天夜里进村要粮要钱抓劳力,有的共产党员和村干部被抓到岗楼上进行严刑拷打,有的被杀死。

这时,整个冀中平原沦为敌占地,人民失去了自由。这种情况下,不知道怎么办,非常痛苦和难过,这样的日子要熬多久等悲观情绪都涌上了心头。同时,日军进村抓人骚扰制造恐慌,我们无法正常上学和工作,只能在家里织布纺线干农活,和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1942年的秋天,青纱帐起来时,有一天夜里,有个人扒在我家墙头,小声喊我父亲的名字(张文林)。我听到父亲出去和他在墙根下小声说了会儿话,不一会儿那人就走了。从此我们就与组织联系上了,我们的地下组织又开始了秘密活动,我感到很高兴。

可这时,鬼子、汉奸们的反动活动依然很猖獗,不分白天黑夜随意进村抓人。父亲干完地里活回家的路上被抓进岗楼遭到严刑拷打,又灌凉水,又压杠子,最后有四个人把父亲抬起来往高处扔摔。父亲会武术未被摔坏,后来花钱保出。

我去邻居家学织布,回家的路上被日本鬼子看见,我快跑回家,躲着厕所内。鬼子闯进我家要人,硬说我是妇救会成员,不交不行。正在院子里翻犁白菜的母亲、舅舅和表哥异口同声说没有见到有人进来,因为院里有三户人家,日本人弄不清楚,最后到别家去了,有惊无险。

1942年秋天,我们的同志到敌占地工作,被敌人发现后边跑边打,最后躲到一间房子里,敌人追过去后,他们跑到房顶继续打。我们的同志子弹打完后,把枪支拆散分开埋到地里,宁死也不让敌人得到,最后敌人放火将屋子烧了,五位同志光荣牺牲。其中一位领导是我的表哥,30岁左右,另一位姓杜,女同志,以前常去我家,我们关系很好,其他三位不清楚。我的另一位表哥参军后一直没有联系,后来听说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我的姑妈因受到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去世了。

1942年秋天,我们村重新秘密建立起村党支部,除去原来一名老党员和一名退伍军人外,新增加3名学生,李佐才、周瑞周和我共计5人。当时的任务:(一)了解敌情,包括岗楼上日伪军、汉奸的动向;(二)保护群众利益和安全,搞好“三通”,即户户通、房上通、地下通;(三)保护好粮食,坚壁清野,利用青纱帐季节搞好秋收,快收快打快藏。

我们几个党员在青纱帐时节收割,晚上挖地道,两三个月后,地道基本上挖好了。当时我们村里的地道又多又好,两户通用,还有暗口,比较安全,在194243年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对保护群众、干部和地下工作者起了很大作用,那时候,区县干部、地下工作者进村后都住在有洞的堡垒房中,有敌情便于掩护安全。

随着对敌斗争不断深入,人民抗战情绪日益高涨,对敌斗争的热情与日俱增,在家赤手空拳任人随意宰割,还不如拿起武器上战场与敌人厮杀以及“杀他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的想法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时,我们的地下武装,区队、县大队、地区队迅速发展壮大,不断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同时,加强政治攻势,不断进行岗楼喊话,岗楼上的日军惊恐万状,他们白天不敢下楼,夜间偷偷逃走。反敌态势高涨,有时一天能拿下好几个岗楼,日军开始撤楼、并楼,到了1944年春,环境大改变,整个冀中平原农村地区的岗楼基本都没了,广大农村根据地又回到了人民手中,抗日政权和各抗日组织也基本恢复,维持会人员被撤销和调整,汉奸、卖国贼和一切不良分子受到镇压和打击。

1943年,冀中九分区招考50名各县区知识青年到九分区建成中学学习,我们村包括我共去了5人,另外区干部去了2人。815,我们到安新县白洋淀报到,走了一天,晚上到了淀边同口村,然后坐船到菜捕台村学址。半年后,因环境不好,学校停办,学生被分配到各县安排工作。我被分配到安新县,工作后建立了供销生产合作社。那时安新县城还被日军占领着,有时鬼子会出来扫荡,只能坐船和敌人打游击、反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