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精神永放光辉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目 次
（一） 长征从江西于都出发
（二） 惨烈的湘江战役
（三） 智取遵义遵义会议
（四） 四渡赤水的伟大壮举
（五） 巧渡金沙江
（六） 强渡大渡河
（七） 飞夺泸定桥
（八） 过雪山草地
（九） 智取腊子口
（十） 直罗镇战役
（十一）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会宁
红军长征精神永放光辉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一）
长征从江西于都出发
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地，瑞金、兴国、长汀等地则是各地部队的出发地。
1934年10月17日—20日的四天里，8．6万红军夜渡于都河（即贡水河），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什么要长征？周恩来同志说过，“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这是长征最直接的原因。
为什么打败了？即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打败了？这就要说到1933年1月，博古等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迁到了瑞金，他们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了“左倾”路线，给各方面造成极其严重后果，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从而埋下了红军被迫长征的祸根。其具体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搞残酷斗争。（“左倾”中央领导人一到苏区，使毛泽东、邓小平等90多名中央、省、县三级领导干部被点名批判、撤职处分、劳动改造。这种“左倾”宗派政策和肃反政策搅和在一起，使苏区政治局面动荡不稳，人心浮动。）
第二、经济上搞枯竭政策。（造成物价上涨、苏币失信，使苏区人力、物力、财力不断下降。）
第三、军事上的错误指挥。（博古排斥毛、朱、周等人，拱手将10万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33岁的不懂中国实际、没有实战经验的外国军事顾问李德，实行“以堡垒对堡垒”与敌50万重兵争城池、拼消耗，历时一年之久，使红军遭受重创，苏区日益缩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
红军长征从于都出发，首先要渡过于都河。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的侦察，红军只能昼伏夜动，每天傍晚5点钟以后、次日6点钟以前，夜渡于都河。这得到了于都人民的全力支援，沿河所有民船共调集了800多条，有的用作架设浮桥、有的用作摆渡，确保了8万多红军于4天内夜渡的成功。
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后，留下红24师1．6万多人，加上地方武装共3万人左右。他们在项英、陈毅的带领下，开展了坚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二）
惨烈的湘江战役
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后，一路西征，一个月内连续突破了蒋介石精心设置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当判明中央红军要过桂北、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时，便设置了三道封锁线，企图围歼红军于潇水与湘江之间）1934年11月18日，红军突破潇水、袭占了湖南道县，使蒋介石的这一封锁计划破产了。于是蒋介石又设置了一个名为“全州、兴安、灌阳三点连线成‘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以湘军何健部扼守全州，以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集中于兴安、灌阳一带据守，并封锁湘江，形成一个张开口的口袋阵。以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由东向西尾追红军，不断收缩包围圈，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铁三角”之内，葬身湘江。
中央红军行进到湘桂边界时，毛泽东郑重提出建议，不要去钻敌人精心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与4倍于我之敌硬拼，以免造成灭顶之灾。但都被李德、博古拒绝了。
1934年11月22日，中革军委决定，继续打击尾追之敌，迅速开辟西进道路，进军广西，准备突破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日下午5时，正式发布作战命令，拉开了湘江战役的序幕。当时，红军的两个中央纵队带着根据地那些全部家当，在主力部队前后左右护卫下缓慢前进。整个队伍首尾相接八九十公里，对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阵势，毛泽东说，带了一大堆坛坛罐罐；刘伯承把它比之八人抬“轿子”；彭德怀大骂，这样抬着“棺材”走路，那像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
从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桂北地区，南起兴安，北到全州的湘江两岸，中央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极为悲壮的湘江战役，共牺牲了3万多人。所幸的是对于蒋介石布下的“铁三角”口袋阵，中革军委在北起全州、南至兴安，构筑了一条约30公里的安全通道，护卫中央两个纵队渡过湘江。由于红军将士的英勇奋战，最终粉碎了敌人全歼红军于湘江的企图，锻炼了红军的主力，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并使广大红军指战员认清了“左倾”路线的危害，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三）
智取遵义与遵义会议
1935年1月3日，中央红军红四团在贵州遵义东南的江界，突破了乌江防线，控制了渡口。这时的任务就是立即跨过乌江，直取遵义城。红军突破乌江后，当晚宿营于离遵义90公里外的团溪镇，准备从遵义的东、南两面向遵义城疾步挺进。在距离遵义30里处发现了敌人（黔军王家烈的部队）的外围据点，刘伯承下达命令：要全歼这里的敌人，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走漏了风声，就会影响打遵义。红军很快攻下了敌人的这个据点。1935年1月6日晨宣告遵义解放。在部队休整期间，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 年1月15日—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每天傍晚开会，一直到次日凌晨结束。在此以前的三年间，毛泽东被边缘化了。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是 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湘江一战，使红军从长征初期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把失败归结为“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等客观原因。会上不同意见的交锋非常激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用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危害，用粉碎前四次反“围剿”的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党在制定战略战术上犯了错误。而李德一言不发，他在到任后的一年多时间内，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不仅葬送了中央苏区，而且使红军在长征初期屡遭重创。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应由“三人团”负责，博古、李德应负主要责任。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会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这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主要是：
第一、开始在全党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
第二、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保证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
（四）
四渡赤水的伟大壮举
遵义会议确定的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是：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于是，在遵义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1935年1月19日，红军分三路向黔北的土城、赤水方向前进，准备北渡长江。蒋介石猜到了红军的这一意图，便在此布下了重兵。中央红军在血战湘江后到达遵义时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现在仍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前有堵截（川军12个旅）；后有追兵（中央军8个师）；左右有夹击（东有湘军4个师，西有滇军4个旅）。敌军累计40多万人。40万：3万兵力悬殊达到长征以来之最。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红军进行了四渡赤水。
1一渡赤水——1935年1月29日拂晓，红军由赤水河的东岸渡到西岸后的形势仍然严峻，面对国民党军4个纵队的围攻，毛泽东果断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
2二渡赤水——2月18至20日，红军便在赤水河西岸的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向东岸第二次渡过赤水河，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5天之内，红军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黔军8个团和中央军2个师，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3、三渡赤水——3月16至17日，毛泽东为了摆出红军要北渡长江的态势来迷惑国民党，以诱使国民党把主力调往赤水河以西的流域。于是红军再从赤水河东岸，由茅台镇的三个渡口渡向西岸，进入川南。被迷惑的国民党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把主力调往赤水河以西去了。
4、四渡赤水——3月21日晚至22日拂晓，乘国民党主力被红军三渡赤水引向赤水河西岸的空隙红军一夜之间从赤水河西岸的 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等渡口四渡赤水，渡向东岸，重入黔北地区。然后，迅速调头南下，从几十万敌军的空隙间穿插急进，南渡乌江，直指贵阳。毛泽东命令沿途虚张声势，到处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大字标语。4月5日红军先头部队突然出现在贵阳东南几十里的地方。这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城内只有一个团的兵力，便急忙调滇军前来保驾。而这正是毛泽东所要的结果，毛泽东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当滇军主力被蒋介石调往贵阳后，4月7日中革军委下达指示：“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4月8日又下令：红军从今日起，日行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为渡过金沙江作准备。
1960年，二战名将、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毛泽东在听完了他对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高度评价后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五）
巧渡金沙江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1935年3月30日，又突破了乌江天险。次日，毛泽东在地图上画出了一道从贵州省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省，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一长条大迂回的红杠杠。刘伯承回忆说：“在布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按照中革军委巧渡金沙江的作战计划，首先红一军团攻击昆明北边的嵩明县城，继而南下，近逼昆明。红军一路上贴出标语：“拿下昆明，活捉龙云”，很有气势，实际上是佯攻昆明。
红军攻克了嵩明后，已逼近昆明，急得龙云不断催促滇军主力快速回师昆明。滇军回撤昆明，使金沙江守敌空虚。中革军委便抓住这一时机于1935年4月28日晚，在云南寻甸县哨口村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应在龙街、洪门、皎平三个渡口抢渡金沙江，他要求三路纵队从4月29日拂晓起日夜兼程前进，一路不要费时强攻县城，务必在5月3日前抢占上述渡口，收集船只，准备渡江。红军按照这一安排于5月6日、7日巧渡了金沙江。
（六）
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经四川的会理、德昌、泸沽，来到了冕宁。为了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必须跨越大渡河。而从冕宁的泸沽镇到大渡河当时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从泸沽东边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到达大渡河边的大树堡；另一条是崎岖难走的羊肠山路，从泸沽北面到冕宁县城，然后通过拖乌彝族聚集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蒋介石断定红军不敢走小路，便在大路上用重兵围堵红军。而红军除在大路设疑兵迷惑敌人外，偏偏走了小路。
在这过程中，红军靠党的民族政策快速通过了彝族区。毛泽东向刘伯承等指出：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与彝族群众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只要全体红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就一定能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但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经通司（即翻译）做的思想政治工作感动了彝族的头人小叶丹。刘伯承按照彝族人的风俗习惯，同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彝族果基支队。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红军于1935年5月23日顺利通过彝民区。
红军到达大渡河前，蒋介石于5月中旬飞抵昆明。调动中央军10万多人、川军6万人，继续对红军围追堵截，并致电各军：“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然而，红军不是石达开，于1935年5月22日，提出要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强渡大渡河。为此，首先要进入安顺场，组成17人的渡河奋勇队，由此渡向河的北岸。17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雄壮举，将永远为后人传颂。
（七）
飞夺泸定桥
毛泽东、周恩来、朱 德等集体研究，于1935年5月26日上午作出夺取泸定桥的决定：兵分两路，右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继续从安顺场渡河；左路为红军主力。左右两路夹河北上，协同作战，夺取安顺场上游320里处的泸定桥。
中革军委5月28日晨下达命令：限左路军于5月29日夺取泸定桥。这时，蒋介石已探明红军的这一意图，便任命川军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总指挥，并增调了第24军和第20军各一个旅正沿着大渡河对岸和红军齐头并进。谁先到达泸定桥，胜利的主动权就掌握在谁的手中。当红军走完了130里地天就黑了。忽然，河对岸出现了几点亮光，接着连成了长长的火龙。这是增援泸定桥的敌人，和红军隔岸同步行进。于是红军也点燃火把，冒充敌人的番号，用军号与敌人对话联络，敌人信以为真，也用号声回话。这样，红军和敌人一起走了二三十里，，敌人终于经不住天冷雨淋，行走越来越慢，最终停了下来。红军趁机快速前进。于5月29日清晨到达泸定桥西岸。
泸定桥又称安定桥，建于1706年5月15日，桥面长101．67米，桥身用13根碗口粗的铁索由东岸拉到西岸。横跨在奔腾咆哮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是川藏交通要道，也是军事重地。
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红军的红四团夺桥战斗开始，由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掩护，防止两侧增援之敌，其余部队组成了3个梯队，正面突击。这时守敌已拆掉2／3桥板，红军一面冲锋，一面铺桥板，取得了夺桥的胜利。
（八）
过雪山草地
1935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在泸定县城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尽快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从泸定向川北有三条路可供选择：一是西边有一条马帮走的小路，通往川北的阿坝，但路程较长；二是东边有一条大路，沿途是人口稠密的城镇，可直通成都，但路上必有敌人重兵把守；三是在这东西两条路之间，需要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人迹罕见，连马帮也很少走。中央红军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第三条路。这是毛泽东又一出其不意的果断决策。
1935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今后的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开展新局面。”于是，中央红军迅速北上，占天全、继占芦山，一路向北方的夹金山而来。此山终年积雪，主峰海拔4950米，山上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中央红军在6月12日踏上了翻越夹金山的征途。在夹金山北麓达维小镇以南的木城沟的藏族村寨，与红四方面军终于会合了。当天夜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致电中央，欢迎中央红军西征。
1935年6月25 日，刚刚到达两河口不久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 德等人步行三里路去迎接从茂县赶来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毛和张在红军下一步走向出现了分歧。毛主张向北，张主张向南。对这一分歧，第二天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周恩来提出向北进发，在岷山山脉以北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这就需要攻占松潘，打开北上的通道。张国焘却坚持向南打成都，然后在川康边界建立根据地。最终会议决定，两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北向进攻，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和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为了攻打松潘，红军首先于7月中旬攻占了毛儿盖。这时，胡宗南调3万人把守松潘，大大增加了红军攻占松潘的困难，中革军委只好放弃夺取松潘的作战计划。8月21日红军决定从毛儿盖出发，向着茫茫草地进发。
红军过草地面临三大困难：一是如果没有踩着草甸陷进泥沼，越挣扎，越深陷；二是下雨天，走在草甸上又软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进泥沼；三是草地上有不少河流，河宽水急，水冷刺骨。黄克诚回忆说“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过草地最大的困难还是吃的问题，草地过了不到一半，带的干粮吃完了，就吃野菜、草根、树皮，或是煮皮带、皮鞋、马鞍等。
七天后，红军终于到达川甘边境上的一个小村庄——班佑。
胡宗南得知红军已到达班佑，就急忙派一个团的兵力，火速赶往包座增援，阻截红军。1935年8月29日黄昏，红四军军长许世友率领第十师攻打包座。8月29日—31日，红军夺取了包座战役的全线胜利。
9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开非正式会议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向东靠拢，共同北上，张拒绝北上，坚持南下西去。1935年9月10日，毛泽东率领红三军团和红军大学出川北上，向甘肃迭部县的俄界方向出发。
（九）
智取腊子口
攻克腊子口，为红军北上打开最后一道天险，走完长征中最后一段艰难历程，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企图阻止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
中共中央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组成五人小组负责军事领导，并作出攻打腊子口的决定。会议还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下令红军迅速北上，赶在国民党大部队全面封锁之前进入汉族地区。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星夜离开俄界，继续北上，沿达拉河向腊子口方向前进。夺取腊子口的任务，交给了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毛泽东向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下达了必须用3天时间夺取腊子口的命令。要他们不要休息，连夜兼程奔袭腊子口。
腊子口是红军长征中由川入甘的必经门户。“腊子口”的意思是“险绝的山道隘口”。当地民谣说：“人过腊子口，像过老虎口”。敌军在隘口布置两个营的兵力，并在隘口至岷县之间配置了三个团，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红军北上的去路。1935年9月16日下午4时许，红四团抵达腊子口，先试探性地发动几次进攻，均未奏效。，傍晚，毛泽东抄近路，赶到离腊子口二、三里的黑多村，亲自指挥战斗，由红军二师四团六连担任主攻，入夜战斗打响了，经过激烈战斗，红四团歼灭守敌两个营，成功夺取了腊子口。这一胜利使国民党军企图阻挡红军北上的阴谋彻底破产，为红军在陕甘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条件。聂荣臻说：“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活了。
（十）
直罗镇战役
这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最后一个战役。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一战役时说：“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当中央红军打下了腊子口，到达腊子口东南的哈达铺时，毛泽东从敌人的《晋阳日报》上得知陕北的刘志丹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该报说：“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万余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20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于1935年9月22日上午，在驻地召开了中央负责人会议，经过讨论，党中央正式决定到陕北去。10月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吴起镇。在该镇打胜了一场声名远扬的“切尾巴”战斗。党中央认为，不能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一定要切断长征中一直割不掉的“尾巴”。
10月21日晨，红军在吴起镇头道川两边山岭上和沟道里布下了伏兵，专等敌人骑兵的到来。首先是宁夏军阀马鸿宾的第35师骑兵团进入了埋伏圈，彭德怀立即下令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纷纷落马溃逃。随后东北军白风翔的骑兵赶来，又很快被打乱。同时敌军另外三个骑兵团也被击溃。
毛泽东赞扬彭德怀卓越的指挥才能时，写了一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见到此诗时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1935年10月，蒋介石打算趁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数万余人的兵力围剿整编后只有1．1万余人的红军。这样，位于陕西富县西部的直罗镇一仗极为关键。它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毛泽东强调这一仗“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直罗镇三面环山，北面是清澈平缓的葫芦河，是一处打伏击的天然战场，红军最终确定把直罗镇当作大口袋，等敌人钻进来再打。但敌人并未按红军的意图进行，而是在直罗镇以西的太白镇一带犹豫徘徊，停滞不前达半月之久。为此，毛泽东、彭德怀拿出打运动战的绝招—围点打援。红军加紧围攻在富县东北的甘泉之敌，以造成敌人判断失误。敌人果然上当。1935年11月17日，敌57军主力开始沿葫芦河向富县前进救援，就必须经过直罗镇。11月20日，一夜大雪，敌人的东北军第109师在4架飞机掩护下，孤军闯入直罗镇。11月21日拂晓，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分别自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敌109师大部被歼，师长牛元锋率残部退守到直罗镇东南的一个土寨子准备固守待援。当晚，敌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增援，均被红军击溃。
11月23日，敌109师师长牛元锋见增援无望，便冒险突围，被红军全部歼灭，牛元锋被击毙。直罗镇战役红军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共1000多人，俘虏5367人，缴枪3500余支。
（十一）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会宁
1936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这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宣告了国民党围歼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的情况是：
1、红一方面军，8．6万余人于1934年10月从于都出发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宁夏11个省，渡过22条大江大河，翻越22座山，进行重大战役380多次，突破了上百万国民党军的围剿堵截，行军2万5千里。
2、红军第二、第六军团1．7万余人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后与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历时11个月，转战湖南、四川、贵州、云南、西康、青海、甘肃、陕西8省，进行战役、战斗110多次，行程2万多里。
3、红四方面军，8万余人于1935年3月底强渡 嘉陵江，攻占剑门关，行程1万多里，途经四川、西康、青海、甘肃4省，进行大小战斗80余次。
毛泽东说：“会宁，好地名，好地方啊！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三军会师联欢会是1936年10 月10日在会宁县城明代文庙大成殿前举行。大会由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主持，朱德代表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人民政府、中革军委宣读《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贺电》。
长征途中，红军与敌人作战，平均3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烈士的遗骨，各路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20多万人，到会宁会师时仅剩下7万多人。牺牲的红军大多数连名子都没有留下，但他们留下的是崇高的长征精神。
我们党在199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 周年时，第一次对伟大的长征精神作出完整的概括：一是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二是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三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四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五是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90页）
习近平同志2016年7月18—22日，在宁夏考察时指出：“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诗史。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
王 福 成 收集整理
2016年9月
主要资料来源：
1、《北京日报》连载，星火征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型采访）2016年7月4日开栏
2《北京老干部》杂志连载，长征踏歌寻根，2016年第1—9期
3、《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报纸刊登的有关长征的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