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简介:张致诚,男,1932年生,河北省人,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1993年退休。
1983年7月,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商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部工作,按当时的要求在资料室坐班一年。一天,我正在资料室整理图书,一位中年教师走了进来,资料室的廉力老师马上打招呼说,“张老师,您来啦。”并介绍说,“这是今年新来的冯中越。”我抬头一看,只见张老师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亲切和蔼地对我说,“小冯,你好,我是张致诚。”这是我与张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冥冥之中,它决定了我和张老师的师生关系。
张致诚老师,1932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河北河间。1950年12月(高三第一学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7年经部队批准参加全国高考被北京大学录取,即转业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五年制)学习,1962年毕业后到北京商学院工作,任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由于受到“文革”的耽误和1983-84年全国高校职称评定暂停政策影响,张老师于1985年才被评为政治经济学副教授。
张老师待我如同严师慈父。他学养深厚,为人师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对我们后生晚辈总是循循善诱,耳提面命,诲人不倦,悉心授教。
一年之后,我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教研室主任就是张老师。当时,北京商学院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学生选老师上课,结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门课,全校学生只选了张老师一人,教研室其他老师都无课可上。因此,我和成立师姐二人在大礼堂听了一轮张老师的课,并当助教。张老师上课引经据典,推理严谨,循序渐进,深入浅出,特别是紧密联系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和好评。张老师非常重视课程(理论)中概念(范畴)的讲授,他曾说,讲好概念(范畴),一是要严格界定其内涵外延,二是要遵守其逻辑顺序,三是要举例恰当。这三点我牢记于心,践行于我多年的教学生涯。在这学期,张老师特意为我们二人安排了对学生的专题辅导,记得我辅导的题目是《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张老师对我的辅导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点评,使我受益匪浅,这成为我对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起点。作为教研室主任,张老师很关注课程建设。在我们几位老师讲授多轮《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课程之后,他力主我们青年老师开设《中国经济专题》课程。我从讲授两三个专题,到后来讲授全部课程(课程组的另外两位老师先后调离学校)。期间,张老师从集体备课、审阅讲稿和现场听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张老师很重视经典著作的学习。上世纪80年代,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莫干山和巴山轮两个重要会议先后召开,使国内学习现代经济学和东欧改革理论蔚然成风。张老师及时组织教研室全体老师学习相关著作,安排每人精读一本,定期(每周)交流。张老师首先领读和讲解了(匈)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探求了社会主义国家短缺现象背后的原因。我被指定阅读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一书。在交流中,我的理解不深和讲解不透非但没有受到责备,还得到张老师及其他老师的鼓励。因此,激发了我阅读学术专著的兴趣。
张老师特别重视社会实践。他常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课,必须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那几年中,他先后组织教研室的老师们到全国各地进行社会调查。印象深刻的一是首都钢铁公司的调研,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首钢开始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在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如超包留利再投资的资产所有权属于谁?张老师在现场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当时回答的很含糊,但经过之后的学习和思考,我提炼出一个科学问题——物质资产专用性下的埋没成本,这成为我后来讲授股东至上企业治理模式原因的重要内容。二是苏州刺绣研究所的调研,看着刺绣大师无与伦比的旷世之作(其中一幅是查尔斯与戴安娜的两面绣)与其工作室的简易条件,了解到这些大师们短暂的工作年龄,令人十分感慨。张老师在现场又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脱口而出,旧式分工。这成为我后来讲授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重要内容。三是北京齿轮总厂的调研,时任副厂长的刘晓光为北京商学院1978级校友,他在介绍情况时谈到,北齿的设备更新困难,现有的旧设备淘汰和购买新设备需要层层审批。张老师在现场再次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只回答说,这是企业存货调整问题。
带着这个问题,我不断学习和思考。在张老师的鼓励下,我开始了科研工作。张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是,教公共课(政治经济学)的教师,一定要敢于同专业课(政治经济学)的教师同台竞技,鞭策我们向综合性大学经济系的教师学习,并以学术论文展开竞争。为此,我与杨培峰合作,在多地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对国有资产存量调整的探讨》一文(《经济管理》1991年03期),深入探讨了国有固定资产缺乏正常流动带来的弊端及解决的思路。此文被《新华文摘》摘要收录,产生一定影响。在此基础上,张老师指导和鼓励我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初步为我明确了所有制与所有权、分配理论与实践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三个方向,在前两个方向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发表了相关论文之后,我集中精力,用了2-3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走出困境: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和对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及多篇论文。本书出版之际,张老师已经退休五年。期间,除了我去他家中拜访外,每次在校园里遇到我的时候,他总是要叮嘱我一句,“小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丢掉业务,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1993年起,我在担任专职教师同时兼任了行政职务,即“双肩挑”。)我在本书的后记中写道,在本书付梓之际,我还要感谢张致诚老师,十几年前,正是他带我进入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领域。他的严谨学风和悉心指导,使我受益匪浅。
张老师一直待人以诚,甘为人梯,无私奉献,提携晚辈。当时张老师担任全国财经院校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的常务理事,该会每年暑假召开一次年会。张老师一直鼓励我们青年教师撰写论文——以文入会,积极参会与同行交流。我跟随张老师参加了几次会议,收获良多。1992年,我以《对国有资产存量调整的探讨》一文参会并被评为论文一等奖。张老师在会上极力推荐我接替他担任研究会的常务理事,理事会在增选我为常务理事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张老师的常务理事。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张致诚老师在从教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真正做到了勤勤恳恳教书,兢兢业业育人,坦坦荡荡做事,光明磊落做人。他既是我学术生涯的引路人,又是我人生道路的精神导师。在这里,我衷心地祝愿张老师健康快乐、福寿绵绵。
作者:冯中越
为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商学院)成立70周年而作
2020年8月30日
作者:冯中越
编辑:韩小琨
审核:夏本翠
审定:樊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