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潘忠贵，离休干部，83岁，原北京商学院教授
1956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商业部机关工作。1959年初，调到中央商业干部学校(1960年成立北京商学院，院校合一)哲学教研室，当了一名助教。那时，我的心中就有了一个梦想：争取当一名哲学教授。
教授，是高校的最高教学职称，只有少数人才能拿到，由于我在人大学的是贸易经济，半路出家教哲学，想获得教授职称，困难就更大了。有梦想，就要有行动，我怎样迈开前进的步伐呢？我决定，从“三听一学”开始。三听是：听本校哲学老师讲毛泽东哲学思想、听人大老师讲哲学原理、听中央党校老师讲马列哲学原著，这后两听要风雨无阻。我还清楚地记得，1960年1月的一个清晨，教研室主任老袁得到消息，当天上午8点半，在党校大礼堂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校校长、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做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辅导报告。当时，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老袁立即带领包括我在内的三位青年教师，乘车驶上了风雪交加的道路，由于雪地路滑，加上司机不熟悉党校地形，汽车开到一条深沟里。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老袁被破碎的挡风玻璃划破了脸，我们三个青年教师的头部都被撞出了大疱。我们忍着疼痛，仍然坚持听完了杨老的报告。
一学就是学马列哲学原著。在听课的同时，我抓紧时间自学，学习马列哲学原著、钻研艾思奇主编的哲学教科书。从1959年到1961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12点以后才上床休息。那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食不果腹，加上过度劳累，经常感到头晕目眩，有一次差点晕倒在讲台上。
在刻苦学习的同时，我还要做好在干训班的教学辅导工作，对这项工作我乐此不疲。每次和学员一起听完课，就到班里去参加他们的小组讨论、收集问题，然后回到教研室看书、查资料，做好上辅导课的准备。没有想到，我这个哲学新兵的辅导课受到学员的普遍欢迎，他们认为，辅导课解决了一部分自学、听课、讨论中没有弄明白的问题，是大课的必要补充。1960年元旦，这个班的党支部书记和宣传委员到我家拜年，向我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使我很受感动，更加坚定了我教好哲学的决心和信心。
经过3年的学习和小班辅导的锻炼，教研室安排我给62级新生讲授全部哲学原理。当时，由于我心中有了一些底，加上年轻脑子好使，所有需要讲述的内容，都清楚地印在我的脑海当中。讲课时娓娓道来，并注意联系实际，举例说明问题，不照本宣科，不搞教条主义，我的课很快吸引了这些青年学子，他们聚精会神地听课，认真地作笔记，讲到有趣的地方，学生的脸上会露出会心的微笑，有时甚至笑出声来。这一炮打响后，受到教研室领导的重视，并且得到院领导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的表扬。
1964年，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的基本经验就是“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起家，于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开展了学习“两论”的活动。商业部机关党委来学校聘请哲学老师去辅导“两论”，院领导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当时，我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我这个年轻的哲学教师能够登上商业部大礼堂的讲台；紧张的是，商业部领导干部多，知识分子多，学过哲学的人多，如何讲好“两论”，我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我反复地研读原著，收集联系商业实际的材料，正在这时，教研室一位老教师借给我一份资料，题目是“姚依林部长在中央党校做关于商业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用矛盾论的观点，分析商业工作的矛盾运动，并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使我如获至宝，我不仅从这个报告中吸取了许多联系实际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联系实际的基本方法，令我终身受益。我的辅导报告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正在我满怀信心地向前迈进的时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1969年学校停办，全体教职员工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在会上散发了《马、恩、列、斯、毛论天才》的材料。当时，出席会议的很多同志没有看穿这个材料的本质，是鼓吹唯心主义先验论，毛主席感到问题严重，很快在全会上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的讲话，并号召全党同志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根据这一指示，中央决定，国家机关、党政干部学习六本马列著作（《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部于1971年3月，发出一纸调令，把我调到政治部宣传处工作。具体任务就是负责机关干部学马列的组织和辅导，在部领导的重视下，经过充分的准备，商业部学马列的活动迅速开展起来了。消息很快传开，取经的人纷至沓来，有些单位还邀请我到他们那里讲解六本马列。我先后登上了轻工业部、外贸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人民出版社、国家出版管理局、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大礼堂的讲台，甚至连解放军防化兵学院也请我去做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的辅导报告。如果说从1959年到1966年我经过学习，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站住了讲台；那么在商业部这几年的工作使我的哲学理论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站稳了讲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两个阶段是我从事哲学教学工作的两个黄金时代。
1978年学校恢复招生，我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继续从事哲学教学工作，1979年担任了马列教研部的领导。当时，打倒 “四人帮”不久，党中央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学术界思想混乱，人们的思想也很混乱，许多错误观点在社会上流传。比如，“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读书无用”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等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在大学生中也有市场。于是，马列教研部决定，在一年级新生中开展一次人生观教育。先在学生中开展小组讨论、大会辩论，再由老师做小结发言。为了配合这次学习，校报出了一期专刊。我还布置了一次作业，请每一位学生撰写一篇小论文。并从中挑选了十几篇写得较好的文章，汇编成一个小册子，发给全班每一位同学，提高了他们学习哲学的兴趣。这次人生观教育取得了一定效果，据这个年级的辅导员对我说，我教的这个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写了入党申请书。1981年3月12日，中宣部和教育部在中南海联合召开“北京地区高校政治理论课教育座谈会”，我是五位发言人之一，我的发言题目是“我在哲学教学中是怎样教书育人的”。当天晚上，《新闻联播》播出了本次会议的新闻。
我教学效果之所以较好，除了个人的勤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我参加工作后，广泛的社会经历。几十年来，我当兵两年半、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两年多、在钢铁厂当车间书记半年、站柜台大半年，共参加社会实践五年多。这些经历为我在教学工作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提供了方便，也对我的主观世界的改造起了重大作用。
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我既注意提高教学质量，又重视科学研究，教学中的难点和热点常常是我科研的重点，科研的成果又反过来促进了我教学质量的提高。
由于我在教学和科研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63年我晋升为哲学讲师；1979年，我晋升为哲学副教授；1987年，我晋升为哲学教授，三级职称评定，我每次都首批通过。刨去文革耽误的十年，我用十八年时间，完成了从助教向教授的跨越，当我从院领导手中接过哲学教授的证书时，内心十分激动，青年时代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为此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